自从陛下登基，国家太平昌盛，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国家粮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宽广。然而，我认为如今道德和仁义仍然不笃厚，为什么呢？因为朝廷对待臣子的态度还不够诚信。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能做到善始善终。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很惊喜，后来的八九年间，仍然乐于接受意见。可是，从那之后，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有时即使勉强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纳谏如流了。因此，忠正的大臣，逐渐为了避免触犯您不敢直言；而那些奸佞之人，正好大肆发挥他们巧舌如簧的本领。他们诬陷与朝廷同心同德的人滥用职权，中伤直言进谏的人诽谤朝政。说一个人结党营私，即使他忠诚中正也会让人觉得可疑；说一个人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不会遭受责备。所以刚强正直的人害怕玩忽职守的罪名，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诽谤朝廷的恶名。于是正直的忠臣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想法，朝中重臣也不能与之奸佞之人辩是非。圣上被迷惑视听，治国之道被堵塞，妨碍国事损害德业，原因就在这里吧？因此孔子说“厌恶那些口齿伶俐、毁灭国家和家庭的人”，大概说的正是如今的情形吧。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理，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一致，内心不一。君子宽容别人的缺点，表扬别人的优点，危难之时决不苟且偷生，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成就仁义。小人不知羞耻，不讲仁德，不知敬畏，不守信义，只知唯利是图，诬陷别人于危险境地自己却苟安于世。如果将重任推给小人，那么他什么事做不出来？现在，朝廷治理国家，将重任委托给君子，可是如果政务有所偏差，就向小人打探情况。对待君子，尊敬却很疏远；对待小人，轻视却又亲近。亲近小人，那么小人就会口蜜腹剑；疏远君子，那么朝廷就得不到实情。所以，诋毁别人名誉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小人手中，而受到刑罚处置的总是君子，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不可不慎重啊！这就是孙卿所说的：“让有智慧的人谋划，那么愚蠢的人就会议论；让品行高洁的人实行，那么卑鄙的人就会怀疑，要想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具有中等智慧的人，怎能没有小的智慧呢？但是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缺乏深谋远虑，即使竭尽全部能力和忠诚，仍然难免失败。更何况心怀奸邪私利，处处阿谀逢迎的小人呢？这些人难道不是国家的祸患吗？树立直的木头，却怀疑影子不直，这样，即使竭尽精神和思虑也不能成功，这事已经很明显了。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如要君王尊礼，臣下尽忠，就必须内外无私，君臣之间相互信任。君主不相信臣子，就不会任用臣子；臣子不信任君主，就不会尽心侍奉君王，信任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过去，齐桓公对管仲说：“我使酒在酒器中变坏，肉在锅中腐烂，这样做对治国就无害了吧？”管仲说：“这样做不好，但对治国也无害。”齐桓公问：“那么什么会危害国家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识别了却不任用，任用了却不信任，信任了却又让小人从中挑拨，这些都会危害国家。”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这个地方，一年都攻克不下，馈间伦说：“鼓这个地方的百姓，我是知道的。不必兴师动众，出兵打仗，我就可以攻下鼓这个地方。”穆伯没应答，左右的官员说：“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鼓，为什么不听馈间伦的意见呢？”穆伯说：“馈间伦的为人，奸诈不仁义。如果他夺取了鼓地，我能不赏他吗？如果赏赐了他，不是在赏赐奸邪小人吗？如果让小人得志，那就是让晋国的人放弃仁义而宣扬奸邪。即使得到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穆伯，是战国时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们都能够如此地重视信用，疏远小人，更何况大唐的天子效仿古代的圣德明君，便可使大唐基业达到鼎盛，又怎么会出现危机呢？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要使君子小人判然有别，是非分明，君王必须用恩德来安抚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道义来勉励他们，用礼仪来节制他们，然后表扬善行，摒除劣迹，谨慎处罚，明白赏赐。如果这样做，小人就会无处藏身，君子就会自强不息，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就为期不远了。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刑罚不加诸有罪的人，赏赐不加诸有功之臣，那么危亡之期也许就要到来，使子孙后代永远享受昌盛国运、永享太平，还有什么指望呢？
唐太宗看过奏疏后，感叹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呢？”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徵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我刚刚即位的时候，有许多人上书建议。他们有的要我独揽大权，不要重用臣下；有的要我加强兵力，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威慑臣服。只有魏徵劝我‘减少武功，提倡文治，广施道德仁义，只要中原安定了，远方异族自然会臣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使天下太平了，边远地区异族的首领都前来朝贡，四方各个民族的人派人前来源源不断。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我难道不是用人有道吗？”魏徵拜谢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用心政务所致，我才疏学浅，承受圣意尚且力不从心，怎么会对您有这么大的帮助呢？”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左传》上说：‘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百姓不信任国家，便不能立国。’从前，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他能够努力推行仁政，那么谁能和他争夺天下呢？”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如果能够认真推行这五常，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殷纣王违反五常，被周武王灭掉；项羽因为无信，被汉高祖夺了天下。陛下之言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