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为汽车公司曾是一家小有名气的汽车公司，它曾针对美国通用公司的大型汽车专门推出了一款“精致小巧”的小型车，这在当时的汽车市场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其实大为公司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之后，应当继续稳定小型车市场。可惜的是，大为汽车公司为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开始考虑生产大型汽车。它相继推出八人座中型客车、四门轿车，娱乐用达夏汽车以及吉普型大为汽车。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分散了该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还让丰田、本田、达特桑等汽车生产商突破其薄弱的防线，抢占了其市场份额。不久大为汽车在美国进口轿车市场上的占有率锐减到7%。

大为的成功是因为其弥补了市场的空白，而其衰落却是因为其“无所不备”的盲目扩张，结果“无所不寡”地走向了衰落。

人的力量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事事都能顾及。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由于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再强大的利益集团也很难应付所有的局面。

明英宗懦弱无能且又昏庸腐败，终日不理朝政，致使朝廷的军政大权落入太监王振的手中。者449年7月，王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鼓动英宗出兵征讨蒙古族首领也先。英宗不顾大臣们的坚决反对，接受了王振的建议，亲率50万大军北征也先，明英宗异母弟兄钰王留守京城。

由于明军纪律松弛、胆小懦弱，结果连战连败，英宗退守土木堡，被蒙古军队四面包围，明军死伤惨重，王振被乱军杀死，英宗被俘。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惊，上下一片恐慌，大臣们不知所措。皇太后下令由钰王主持局面。钰王与众大臣商讨对策，大臣们各有想法。徐钰主张迁都，于谦则力主保卫京城。最后钰王决心命于谦守城。

钰王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总揽兵权，将引起土木堡事变的祸首王振抄家灭族，并将其爪牙毙于朝廷之上，以平民愤。接着，朝廷众臣拥立钰王登上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也先本来想以英宗为人质，逼迫钰王投降，但遭到钰王拒绝。他又看钰王登上帝位，情急之下，也先领兵攻打北京，北京军民奋勇抗击，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先的阴谋没有得逞，被迫于第二年释放了英宗。

在土木堡之变发生之后，明朝廷一片混乱，有人主张南迁，有人主张抵抗，还有人为了救英宗主张投降。但是钰王当机立断，下令整治后方，力保北京，最后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让也先的阴谋未能得逞。哲学上有一个观点叫作“抓住主要矛盾”，而钰王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才使问题得到解决。反之，如果他“无所不备”，那么将会“无所不寡”，最后难逃失败的厄运。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孙子在这里提出了“胜可为”的思想。战争取胜的因素取决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的条件是不容易被改变的，只能加以合理利用；而主观方面的条件，是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的。比如优秀的将帅可以根据战争所面临的形势，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预知交战的时间、地点，并明白应该在何时、何地交战才能掌握主动权，从而获得胜利。因此，胜败并不是天定的，而是可以争取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为了扩大侵华利益，趁清廷衰落之际，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与法国组成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企图胁迫清廷再次就范，与之签订新约。清军在大沽口炮台设防，英、法联军分前后两路到达天津白河口处，得知大沽口炮台设有重防，于是准备首先占领拦江沙，使炮台难以发挥火力。5月者9日，联军8艘舰艇闯入拦江沙，谎称是“各国会晤”，拦江沙守军并不阻拦，英法联军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占据拦江沙，然后迅速集结进攻炮台的兵力。5月也8日，英法联军向清军最后通牒，要求清守军也小时之内退出岸上各炮台，否则开战。还未等清军回复，英法联军便迫不及待地向清军开炮，清南北炮台同时还击，重创敌艇多艘。可是清军大炮多陈旧不便于火力发挥，而英法联军则船坚炮利。北炮台最后失守，清守将阵亡，联军攻占了北炮台后，南炮台也相继失守。而清朝援军未来得及出援，就弃营而逃，联军逆江而上，逼近天津城下。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清朝的衰落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但具体到鸦片战争几次战役的失败来讲，的确有些可惜。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更是让人痛心。历史趋势和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英法联军船坚炮利也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清军的防守力量与抵御士气难道也无法改变吗？即使败也要败得光荣，就像甲午战争那样。联军闯入拦沙江时，清军还以为是“各国会晤”，没有一点戒备心理。既“不知战地”也“不知战日”，而且后备援军“后不能救前”，未救而逃。如此消极抵抗，清廷不败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