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军一事，现虽于保定、正定、古北口三处挑练千人先行试办，而营兵怠惰已惯，令其点名演操，终日不出营门，以为拘苦，时思逃归。不知将来能终就范围否。

永定河工今年费钱不少，而岁久失修，堤身处处卑薄，河漕处处浅窄，不必十分盛涨，已觉时处泛溢。滹沱又积决旁趋，积水于下游文安、雄县等属。今秋两县互争，几酿械斗巨案。不挽归故道，水害不除；欲挽归故道，则工程浩大，难筹巨款。春间陛辞疏陈三事，迄今一无成效。愧赧何极！

前在枢廷，阁下谈次偶索敝处所刻“四史”，旋经函商穀山制军。顷前、后《汉书》始刊校告成，由江南运到，谨奉上一部。馀四部即请尊处代呈恭邸、博翁、经翁、兰翁四处。其《史记》《三国志》，俟刻成后续行奉寄。琐事费神，至为歉悚！

复陈虎臣

阁下闲居杜门，应酬稀简，时从竹如先生考道问业，想见切磋之乐。竹翁恪守程、朱，因阁下好静而预防其流弊，持论自为精当。尊意以生平得力于“静”之一字，以为非此无以为穷理之本，不可惩阳明之偏而因噎废食，亦系甘苦有得之言。自濂溪揭“主静”之旨，程、朱亦常以“静”字垂教，苟其遗弃伦物而于静中别求所谓端倪者，或不免误入歧途。若习静以涵养此心，则即《大学》所云“定”“静”“安”“虑”者，又何歧趋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数语者，谓之定静也，可谓之居敬也亦可。盖不善言“静”，恐入坐照之门，善言“静”，犹是存养之道。言岂一端，夫各有所当也。

圣贤之言德行者，名类甚多。苟以一两字切己反求，皆有终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胄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矫其偏而成其善。阁下自守所长，而兼采竹翁之言，时加惕励，则释回增美，而所诣愈难限量矣。

国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贫，无可设施。重以自夏徂冬，终年亢旱，千里嗷嗷，拯救无术。署内医药相寻，殊少佳趣。幸二小儿于元旦举一子，少助欢悰。年甫六十，精力已极衰惫，两目近益蒙翳，虽于老花之上又复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雾。衰年无意学殖，而披阅文牍，均未究心。久处剧任，殊以不能举职为愧。

复朱修伯枢卿

陇事自刘寿卿逼围金积堡，回逆已可计日成禽。突于去腊分股窜陷定远，袭破安定，阻绝老湘营粮道，前敌孤悬可忧。犹冀寿卿之力可以分兵东回驱除后路之贼，不意上元猛攻，猝中子伤，遽陨长城，非惟西事之不幸，实亦大局之隐忧。闻宁夏一带极力搜罗，不过可办半月之粮。此该军正月之禀云然，今又已弥月，想粮源将绝，军心难固，深为焦虑。闻陕勇三十三营调赴甘省者二十二营，南北两路之贼无兵剿办，纵有米粮亦不能运赴西路。但求保全该军，或因粮绝而早退一步，犹胜于饥溃耳。

李相南征黔苗，亦以运粮为第一难事。淮军旧部仅铭字一军最多且整，敝处留以拱卫京畿之用，则李相入黔劲卒太少。顷与渠往返函商，拟令刘盛藻带张秋步队十七营从征黔南，而令丁寿昌带分留驻保之马步八营，再于张秋拨留马队三营保卫畿辅。正将檄调起行间，而西事岌岌，论者谓不特铭军不宜南行，即李相且当西征。并有怂恿敝处入告者，以为并力先图陕、甘，俟回氛戡定，再议滇、黔。鄙意左帅调度并无乖失，断无轻于易置之理。若两帅并办一路，亦恐易生龃龉。弟职在疆吏，未敢轻干大政。昔年两次丁艰，皆奏称军事平定，仍当回籍补行终制，斯言竟未能践。又剿捻无功，因病离营，乃复赧然回任，此皆寸心抱疚，穷年耿耿者。其不肯妄谈军事以此，其不愿久居显秩亦以此。惟目下令铭军暂缓赴鄂，再听关陇消息。不知京中亦有议及李相暂缓赴黔者否。

铭军将来南去，拟令保定、正定两处添练马队，深虑应募之卒或有马贼营棍徒至。都中物议沸腾，而军事仍无实济，预以为虑。

南三府去岁旱灾尤重，库款支绌，不能普赈，请拨制钱十万串，抽赈七县极贫下户，稍资全活。新正初六日已委派妥员，并请陈荔秋率同前往办理。款目既少，惠难遍施。顷接来信，于十万串之外尚须添银二万，已在江南协款拨用，不复再请部饷。此后若再无雨泽，则处处皆须振救，又不知当如何筹措矣。

修滹沱河一疏，不知部中如何定议。该河泛滥北趋，下流无可宣泄，文、雄两县形同釜底，争欲以邻为壑，几以械斗致变。加以盐运梗阻，商人改由陆运，岁费不赀。故欲定议兴修以塞文、雄百姓之望，兼谋芦商舟运之利。然以该河迁徙无常，议者纷纷言其不可致力，事势全无把握，不欲毅然独断。故疏内详陈众说，请交部议，亦须天年顺成，乃可兴办耳。

莲池山长已请王仲山同年，此君品行甚高，为此间士子所佩服。虽非满意之选，而乡望素孚，当免讥议。

鄙人老态日增，眼蒙特甚，实觉不能称职。内人病亦未愈。金陵梁碑尚有存者，兹寄呈一分。《校官碑》未曾拓得，无以应命。

致李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