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陛下登基国家太平昌盛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国使者前来

自从陛下登基，国家太平昌盛，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国家粮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宽广。然而，我认为如今道德和仁义仍然不笃厚，为什么呢？因为朝廷对待臣子的态度还不够诚信。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能做到善始善终。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很惊喜，后来的八九年间，仍然乐于接受意见。可是，从那之后，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有时即使勉强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纳谏如流了。因此，忠正的大臣，逐渐为了避免触犯您不敢直言；而那些奸佞之人，正好大肆发挥他们巧舌如簧的本领。他们诬陷与朝廷同心同德的人滥用职权，中伤直言进谏的人诽谤朝政。说一个人结党营私，即使他忠诚中正也会让人觉得可疑；说一个人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不会遭受责备。所以刚强正直的人害怕玩忽职守的罪名，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诽谤朝廷的恶名。于是正直的忠臣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想法，朝中重臣也不能与之奸佞之人辩是非。圣上被迷惑视听，治国之道被堵塞，妨碍国事损害德业，原因就在这里吧？因此孔子说“厌恶那些口齿伶俐、毁灭国家和家庭的人”，大概说的正是如今的情形吧。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理，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一致，内心不一。君子宽容别人的缺点，表扬别人的优点，危难之时决不苟且偷生，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成就仁义。小人不知羞耻，不讲仁德，不知敬畏，不守信义，只知唯利是图，诬陷别人于危险境地自己却苟安于世。如果将重任推给小人，那么他什么事做不出来？现在，朝廷治理国家，将重任委托给君子，可是如果政务有所偏差，就向小人打探情况。对待君子，尊敬却很疏远；对待小人，轻视却又亲近。亲近小人，那么小人就会口蜜腹剑；疏远君子，那么朝廷就得不到实情。所以，诋毁别人名誉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小人手中，而受到刑罚处置的总是君子，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不可不慎重啊！这就是孙卿所说的：“让有智慧的人谋划，那么愚蠢的人就会议论；让品行高洁的人实行，那么卑鄙的人就会怀疑，要想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具有中等智慧的人，怎能没有小的智慧呢？但是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缺乏深谋远虑，即使竭尽全部能力和忠诚，仍然难免失败。更何况心怀奸邪私利，处处阿谀逢迎的小人呢？这些人难道不是国家的祸患吗？树立直的木头，却怀疑影子不直，这样，即使竭尽精神和思虑也不能成功，这事已经很明显了。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如要君王尊礼，臣下尽忠，就必须内外无私，君臣之间相互信任。君主不相信臣子，就不会任用臣子；臣子不信任君主，就不会尽心侍奉君王，信任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过去，齐桓公对管仲说：“我使酒在酒器中变坏，肉在锅中腐烂，这样做对治国就无害了吧？”管仲说：“这样做不好，但对治国也无害。”齐桓公问：“那么什么会危害国家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识别了却不任用，任用了却不信任，信任了却又让小人从中挑拨，这些都会危害国家。”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这个地方，一年都攻克不下，馈间伦说：“鼓这个地方的百姓，我是知道的。不必兴师动众，出兵打仗，我就可以攻下鼓这个地方。”穆伯没应答，左右的官员说：“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鼓，为什么不听馈间伦的意见呢？”穆伯说：“馈间伦的为人，奸诈不仁义。如果他夺取了鼓地，我能不赏他吗？如果赏赐了他，不是在赏赐奸邪小人吗？如果让小人得志，那就是让晋国的人放弃仁义而宣扬奸邪。即使得到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穆伯，是战国时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们都能够如此地重视信用，疏远小人，更何况大唐的天子效仿古代的圣德明君，便可使大唐基业达到鼎盛，又怎么会出现危机呢？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要使君子小人判然有别，是非分明，君王必须用恩德来安抚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道义来勉励他们，用礼仪来节制他们，然后表扬善行，摒除劣迹，谨慎处罚，明白赏赐。如果这样做，小人就会无处藏身，君子就会自强不息，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就为期不远了。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刑罚不加诸有罪的人，赏赐不加诸有功之臣，那么危亡之期也许就要到来，使子孙后代永远享受昌盛国运、永享太平，还有什么指望呢？

唐太宗看过奏疏后，感叹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呢？”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徵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我刚刚即位的时候，有许多人上书建议。他们有的要我独揽大权，不要重用臣下；有的要我加强兵力，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威慑臣服。只有魏徵劝我‘减少武功，提倡文治，广施道德仁义，只要中原安定了，远方异族自然会臣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使天下太平了，边远地区异族的首领都前来朝贡，四方各个民族的人派人前来源源不断。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我难道不是用人有道吗？”魏徵拜谢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用心政务所致，我才疏学浅，承受圣意尚且力不从心，怎么会对您有这么大的帮助呢？”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左传》上说：‘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百姓不信任国家，便不能立国。’从前，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他能够努力推行仁政，那么谁能和他争夺天下呢？”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如果能够认真推行这五常，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殷纣王违反五常，被周武王灭掉；项羽因为无信，被汉高祖夺了天下。陛下之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