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为汽车公司曾是一家小有名气的汽车公司它曾针对美国通用公司的

大为汽车公司曾是一家小有名气的汽车公司，它曾针对美国通用公司的大型汽车专门推出了一款“精致小巧”的小型车，这在当时的汽车市场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其实大为公司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之后，应当继续稳定小型车市场。可惜的是，大为汽车公司为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开始考虑生产大型汽车。它相继推出八人座中型客车、四门轿车，娱乐用达夏汽车以及吉普型大为汽车。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分散了该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还让丰田、本田、达特桑等汽车生产商突破其薄弱的防线，抢占了其市场份额。不久大为汽车在美国进口轿车市场上的占有率锐减到7%。

大为的成功是因为其弥补了市场的空白，而其衰落却是因为其“无所不备”的盲目扩张，结果“无所不寡”地走向了衰落。

人的力量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事事都能顾及。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由于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再强大的利益集团也很难应付所有的局面。

明英宗懦弱无能且又昏庸腐败，终日不理朝政，致使朝廷的军政大权落入太监王振的手中。者449年7月，王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鼓动英宗出兵征讨蒙古族首领也先。英宗不顾大臣们的坚决反对，接受了王振的建议，亲率50万大军北征也先，明英宗异母弟兄钰王留守京城。

由于明军纪律松弛、胆小懦弱，结果连战连败，英宗退守土木堡，被蒙古军队四面包围，明军死伤惨重，王振被乱军杀死，英宗被俘。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惊，上下一片恐慌，大臣们不知所措。皇太后下令由钰王主持局面。钰王与众大臣商讨对策，大臣们各有想法。徐钰主张迁都，于谦则力主保卫京城。最后钰王决心命于谦守城。

钰王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总揽兵权，将引起土木堡事变的祸首王振抄家灭族，并将其爪牙毙于朝廷之上，以平民愤。接着，朝廷众臣拥立钰王登上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也先本来想以英宗为人质，逼迫钰王投降，但遭到钰王拒绝。他又看钰王登上帝位，情急之下，也先领兵攻打北京，北京军民奋勇抗击，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先的阴谋没有得逞，被迫于第二年释放了英宗。

在土木堡之变发生之后，明朝廷一片混乱，有人主张南迁，有人主张抵抗，还有人为了救英宗主张投降。但是钰王当机立断，下令整治后方，力保北京，最后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让也先的阴谋未能得逞。哲学上有一个观点叫作“抓住主要矛盾”，而钰王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才使问题得到解决。反之，如果他“无所不备”，那么将会“无所不寡”，最后难逃失败的厄运。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孙子在这里提出了“胜可为”的思想。战争取胜的因素取决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的条件是不容易被改变的，只能加以合理利用；而主观方面的条件，是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的。比如优秀的将帅可以根据战争所面临的形势，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预知交战的时间、地点，并明白应该在何时、何地交战才能掌握主动权，从而获得胜利。因此，胜败并不是天定的，而是可以争取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为了扩大侵华利益，趁清廷衰落之际，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与法国组成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企图胁迫清廷再次就范，与之签订新约。清军在大沽口炮台设防，英、法联军分前后两路到达天津白河口处，得知大沽口炮台设有重防，于是准备首先占领拦江沙，使炮台难以发挥火力。5月者9日，联军8艘舰艇闯入拦江沙，谎称是“各国会晤”，拦江沙守军并不阻拦，英法联军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占据拦江沙，然后迅速集结进攻炮台的兵力。5月也8日，英法联军向清军最后通牒，要求清守军也小时之内退出岸上各炮台，否则开战。还未等清军回复，英法联军便迫不及待地向清军开炮，清南北炮台同时还击，重创敌艇多艘。可是清军大炮多陈旧不便于火力发挥，而英法联军则船坚炮利。北炮台最后失守，清守将阵亡，联军攻占了北炮台后，南炮台也相继失守。而清朝援军未来得及出援，就弃营而逃，联军逆江而上，逼近天津城下。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清朝的衰落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但具体到鸦片战争几次战役的失败来讲，的确有些可惜。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更是让人痛心。历史趋势和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英法联军船坚炮利也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清军的防守力量与抵御士气难道也无法改变吗？即使败也要败得光荣，就像甲午战争那样。联军闯入拦沙江时，清军还以为是“各国会晤”，没有一点戒备心理。既“不知战地”也“不知战日”，而且后备援军“后不能救前”，未救而逃。如此消极抵抗，清廷不败才怪呢。